随着工作日程的推进,春耕工作一步一步有条不紊的展开,由于需要安置的流民基数过于可怕,这个庞大的工作量显然压迫得汉军政府喘不过气来,起先草草结构的行政框架在这场工作冲击之中简直有点摇摇不支,可以说为了搞好这场工程,李光地几乎派出了他所有的属员,不论衙役、师爷或者其他吏员,以致于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成了光杆司令。
这个时候一个很特别的机构出人意料的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大汉政府累得快散架的时候,“大汉商税律令修订委员会”粉墨登场,显而易见,这个组织有点象是林风大帅与不法商贩勾结的明证,在数千年来以“农桑为本”的中国显得尤为醒目,若放在平时它的诞生一定会受到士林的强烈谴责,不过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大部分人都暂时压下了学术大义,因为它在这场春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林风大帅的授意之下,晋徽商会总头目、许淡阳先生号召全体商会同仁发起了一场“救济民生”的慈善运动,不过这个活动用林风的眼光来看,有点象是后来的“农业合作社”或者“互助组”什么的,不过这里面当然还是区别很大,综合其措施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首先是晋商票号搬出银子,朝徽商杂货商人们购买了大量洋芋和金薯种子,然后又朝汉军政府购买了几万头挽马、骡子之类,最后把这批物资以低息贷款的模式发放给流民,约定其在若干年内分期付款――因为汉军政府对流民采取宗族族长负责制的管理方式,所以晋商商人在进行此项投资的时候是分别与各个姓氏的族长们签订的合同,而当这批物资落实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之中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除了种籽之外,这些农具和牲畜当然也就成了一个宗族的公共财产,由若干户农民共用一套耕种设备,而等农作物获得收获之后,又由宗族内的老人家负责向各门各户筹措偿还。(>。
因为林大帅态度过于强硬的关系,这场十七世纪的金融或期货买卖在折腾得沸沸扬扬之后渐渐落下帷幕,晋商虽然在中国商场上影响很大,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也没有能够翻过盘来,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原因,除了出身晋商却坚决执行林风政策的商会会长许淡阳利用其自身的资历威望施加影响之外,未获得其他商人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汉军的工商业政策可谓是空前绝后的美好灿烂,商人和工场主没有理由为这件本来就不大地道的事情跟大帅作对,所以愈见绝望的晋商最后也只得收场了事,因为不管怎么说,对于商人来说,生意总是还得做下去,纵然利息低了点但只要有赚头,那就值得干。
汉军领地的工商业发展势头猛烈得出奇,阅览过商会许淡阳和李光地的报告之后,林风真的有点难以置信。因为在他自己看来,自己对于工商这块确实没投入太多的精力,而所颁布的那些政策跟他所理解的“发展经济”简直擦不上边,迄今为止,汉军政府从来没有搞什么“招商引资”之类买卖,如果说保护工商的话,那就只是把自己的政府行为好好规范了一下,绝对禁止官僚行政体系对工商业使邪劲,此外也就是命令各地的衙役、驻军发布“护商令”,命令汉军集团的所有武装力量,对在汉军政府注册过的商人提供安全保证。
而且林风自己除了扶植了一个军火钢铁企业之外,也并未搞什么“五年计划、星火任务”之类嚎头――这正是林风时常洋洋自得的一个优点,来到这个时代这么久,事业上也称得上是风生水起,到如今也算是一个领袖了,但他倒也没有因此自我膨胀――这点几乎是所有领袖的一个通病,所谓一个人不能太成功了,如果太成功那就一定会太自信,太自信那就免不了会一通乱搞,历史上因为这点而毁却一世英名的老大太多了,比如什么农业学大寨或者蹦蹦跳跳前进之类就是明证。()。
众所周知,汉军势力膨胀得非常厉害,无论军队或者政府行政机构都在一天一天的扩充,但财政状况却一直非常糟糕,入不敷出赤字现象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就目前来看根本无法解决。一个是因为还未到收获的季节,眼下也不能收取农赋,而新的工商政策却税率不高,所以这段时间李光地可谓是难为到家了,除了疯狂的朝婊子身上伸手他一时间还真的想不出什么招来,然而即算如此,所取得的税收也非常有限,可以说汉军现在还一直在吃康熙的老本。
这个时候无所不能的林大帅当然又出了奇招。
在这个漫长的冬季内,一头扎在天津港口的施琅和杨海生面对着面的比赛,极为疯狂的朝造船工匠们使劲――虽然两个人都知道这是大帅的阴谋,而且这种简陋的激将法也更本瞒不住人,但两个人却谁也不愿让步,这个原因倒也简单:若是让对面的那个“玩意儿”当了自己的上司,神气活现的对自己发号施令,那还真不如一头撞死了干脆。
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在效率方面起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在这项海军投资上,汉军的确是真真切切的做到了杜绝贪污,两位提督在这个时候吝啬得出奇,除了捏着经费一分一厘的掂量之外,还非常狂热的把自己的军饷也砸了进去,于是天津港的造船工匠就倒了大霉,因为两位将军都把铺盖带了进来,瞪着眼睛看他们造船――当然没有人能指望一个将军会有好脾气。(>。而把这种事情交卸出去之后的李光地政府,则就能把力量集中在村落编组、行政控制以及其他许多关于兴修水利、土地规划和与当地原住民交涉等公共项目上来,这对于行政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非常之有利的。
经过这段事件的观察之后,汉军的那些重臣也开始在怀疑以前的传统政策,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圣贤传下来的那一套经学国术似乎有点憋气,看着大帅和商人们玩得团团转,不论是李光地还是汤斌陈梦雷,暗地里都还是觉得很没面子――这都叫什么玩意?几千年来咱们中国是都是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谁听说过什么“与商贾共治天下”?!
出于对这类社会现实的疑惑和反思,一六八五年春天的时候,北京城里几个不知名的狂生在一家又脏又臭的客栈里成立了一个叫“工商诗社”的玩意,这个组织谈不上政党也不算什么学术机构,而这个只有几名成员的“工商诗社”最后也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二十天后奚零星散,它所有的作品也只是十几首针对时政的七韵长诗。不过在之后数百年的日子里,全体中国人都因为历史教科书的原因记得了这个短暂的历史瞬间。
林风其实也并非不知道这里面的汹涌暗潮,不过这个时候他也无能无力,因为清流掌握中国的舆论已有数千年,谁也没本事在一时之间去改变它,而这个时候因为是在乱世,各路诸侯为了争霸天下各出奇招,比林风玩得更离谱的也不是没有,所以士林们也没有对这个重商政策感觉很奇怪,虽然有少数极端保守派很是不满,但就整个士林来说,更多的人是抱着一副惊奇、审视、玩味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其中直隶本地儒生因为亲身受到经济恐慌的冲击更是非常理解,并且在这个时候他们心中早已认可了汉军政府统治,所以当他们把这个情况传递出去之后就明显失实,这个政治状况落在外地儒生耳中的时候早已经过了一番儒家学说的演绎:他们把林大帅不顾一切拯救百万黎民和“被迫”接受商人的条件联系起来,经过单方面的想象,这个商人当然就是利用林大帅爱民如子的弱点百般欺诈,最后林大帅虽然经过一番抗争,但为了这百万颠沛流离的子民也不得不暂时屈服在商贾的淫威之下,所以出现了如今的时世――对于大帅的选择,儒生们表示了一定的宽容和理解,因为这个条例可以援引圣人语录“嫂溺叔援之以手”,所谓事急从权,也就是说林风大帅在施政方面基本上还是没有偏出大框架。()。
几个政府重臣对一些好友的信件表示了缄默,尤其是李光地,因为在他管理之下的地方居然出现了商贾代为行使传统政府职能的现象,他在这段时间受到了不少责难,这里面甚至还有不少仍在清廷地方为官的同年,作为这个时代的佼佼者,这些人当然都不是易与之人,其中大多数都看穿了这里面的颠覆性危险――这个危险与效忠哪个政权无关,对于自幼深受儒学熏陶的人来说,这远远比改朝换代更为可怕。
不过李光地此刻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政府正在数钱――林风倒卖珍玩得到了商人们的大力支持,为了表现出他们对大帅的忠诚,以许淡阳为代表的一批晋商票号甚至在货物运出之前就进行贴现――林风当然不能要求商人们无条件给钱,因为这到底还是一笔生意,而对于这些资深商人来说,这笔买卖虽然利润不小,但风险却也实在是非常之大,而他们愿意主动站出来,让林风从容的把风险转嫁出去,这已经是商人们表示拥护的极限了。
这笔资金数额非常巨大,以致于一直以实力著称的山西票号居然都一时无力支付现银,而是转而以自己的银票交割账目,这里面除了他们对林风表示效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商人们对这批货物的走向很看好。
这批货物原则上从海路直运江南,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陆路走私,由行会利用其分号架设的关系网来进行秘密销售,当然许淡阳等也不是打无准备之战,其实在冬季的时候他就秘密运了一批过去试探市场,得到的结果是供不应求。江南财货丰足且时尚风流,故多富足而附庸风雅之人,所以古董珍玩的市场潜力极大,按照冬季商例来看,一幅前明唐伯虎的“春树秋香图”就在浙江卖了整整十二万两白银,这里还是秘密销售草草出手,据说外地闻讯而来的买家甚至愿意出更高收购,仅这一笔生意,许淡阳一过手就赚了四万――林风交给他操作的价格是八万白银,所以其他晋商无不眼红,这次商机一开便立即蜂拥而至。
这种生意需要很强的操作技巧,也需要非常深厚的人际关系,更需要遵循传统的商业准则,所以林风很干脆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了信誉卓越的晋商票号,这是一种很实在的玩法,因为只有这些开惯银号当铺的行家才能榨取最大价值,比如一件货物如何才能造成轰动效应、还有在某一时间段之内在某一省拟出售几件为宜,若出售多少会造成跌价等等,这是专家才能干的活,所以只能交给专家来干。
因为抄灭了无数王公贵族,顺便还拆卸了紫禁城,所以林风这边货源相当充足,虽然当初进军北京的时候林风的部下大肆抢掠,不过所幸这些珍贵的古董损失不是很大,因为那些士兵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轻飘飘的纸片、这些破破烂烂玉佩什么的和银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林风在组织得力人员全力收缴之后,所获得的宝物整整装了两个库房。而这些珍玩林风除了给手下几个文官赏赐一些之外,剩下的都准备把它们变现成粮食、火枪、大炮乃至战马军辎。
根据古董珍玩行业的市场规则,若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出售完毕,即使晋商们开足了马力来卖,也至少得卖十年,而其中到底能获取多少利润,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抛开远期利润,仅仅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汉军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是得到了大大改善。
当天津港的两支小舰队满载着国宝和憧憬驶入渤海的时候,林风也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出差。前段时间给辽东马大杆子和曹家兄弟传的话已经得到了答复,这些辽东好汉果然爽快得很,既然汉军林大帅如此之有种,那么他们若是示弱恐怕日后得在女人裤裆里混了,其中马大杆子表现得更为豪爽,也不知是被林风那句“是否有种”的话刺激到了还是想故意挑衅,他主动对汉军使者提出改为在山海关外的十里亭碰头――这个地点正在了王大海军团的红夷大炮射程之内。
大帅的出行令总参谋部鸡飞狗跳,经过周培公将军请示,林风签发了调令,奉调的宣化驻军两个旅四千骑兵原本是直赴辽东,但这次被后令追回,改道奔赴北京丰台大营,与三千近卫军一道暂任保镖,护送大帅去山海关针对辽东问题进行三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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